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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五处获得这批党务材料之后，英国共产党再也无法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了。从那以后，军情五处可以找到每个仍在进行活动的党员，尤其是那些秘密党员，并监视他们的活动，严防他们获取机密材料。党务材料全都存放在Y 箱里，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国共产党后来开始抗议，说它已经取消了秘密党员的制度，现在只是一个公开的政党了。
我开始参加对付英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在五十年代末。温特博恩和我在英国共产党设在国王街的总部里另外装了一部电话。英国共产党知道它的建筑常常受到技术监视，因此不断变换重要会议的会址。国王街总部有一名情报人员，他向他的F 处四科的上级报告，说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已迁往房子尽头的一个小会议室。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子，我们还从那个情报人员那里了解到，会议室里也没有电话机。这就使我们无法用特殊装置来进行窃听。到了六十年代，我们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会议室里没有电话。在国王街刚刚安装上特殊装置后，安东尼布伦特就把这件事泄漏给了俄国人，这是他最早向俄国人泄密的几起事件之一。俄国人又转告了英国共产党，让他们撤掉所有机密场所的电话，可是英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有在最高机密的事情上才采取防范。
温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车子来到国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墙，设法找出窃听那间会议室的最好办法。临街的那面墙的左下方有一个旧煤槽，已有多年弃置不用了。仿佛这个煤槽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们向那个情报人员打听这个煤槽通往什么地方，他说是直通会议室的。我向温特博恩建议，我们可制作一扇假门，要和现在煤槽上的那扇门一模一样，把假门放在原来的那扇门上，两个门之间安放一只无线电话筒，通过钥匙孔来传送声
温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设计了一扇新门，上面装有弹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来的旧门是深褐色的，在风雨的磨损下已经不成样子了，新门显然也得漆上同样的颜色。于是我们与加斯顿的建筑研究站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晚上，我们随便走过那地方时，温特博恩用改锥刮下了一点油漆。然后把它作为样品送到建筑研究站进行鉴定。鉴定之后，他们给我们弄到了一些同样的油漆。我们用一支喷枪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门漆成经过风雨剥蚀的效果。我负责在门上安装无线电话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导音管的一头接在门的钥匙孔上，另一头接在话筒上。其余的空间放满了电池，这样能使话筒连续工作六个月。国王街尽头有一间电话间，接收机就隐藏在里面。幸好电话间的位置正好在话筒的发射距离之内，这样电话线就能把信号传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
这次行动最冒风险的工作是把假门装到国王街的煤槽上。这项工作将在英国共产党大楼的视线范围里进行，他们对任何可疑行动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温特博恩搞了一个典型的复杂的计划。他决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装，因为那时正是戏院散场的时候，整个皇家歌剧院的街头都会挤得水泄不通。他把A 处二科和F 处四科所有能来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拥向国王街。温特博恩为我们做了仔细的安排，要我们分两批到达，假装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人行道上会合，互相打着招呼。温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钻在煤槽的墙上钻了四个小孔，用来装那扇假门上的弹簧扣。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来的砖灰。不到一分钟，我们吵吵闹闹的社交声开始远去，可温特博恩有钢铁般的意志，耐心地钻完了孔，从大衣里拿出假门，把它装在应装的位置上。
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夹针，按照计划圆满地完成了。几个月来，军情五处听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最后话筒还是被发现了。一位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在收听无线电时忽然转到我们的频率上，颤噪声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装置存在。英国共产党把整个大楼翻遍了，以便找到窃听装置。幸亏当时温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亲戚去了，温特博恩就住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顶层的套间里。话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门，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把它拿回了办公室。
温特博恩和我干过的最大的一次话筒窃听行动是在兰开斯特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会议都是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举行的。麦克米伦当了首相以后，殖民地事务变化的步伐更加明显了。军情五处主要负责所有的英国属地和帝国本身的安全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谈判中，军情五处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压力，政府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分析。用小打小闹的方式显然不可能有效地窃听兰开斯特大楼。哪些房间要使用，我们无从弄清，这给我们情报的收集工作带来了困难。温特博恩和我建议五处在整个大楼里安装一个综合话筒系统，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殖民地事务部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兰开斯特大楼关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修整，A 处二科的一队人马搬了进去。温特博恩和我已经在事先就仔细地推敲过房间的情况，并画了一张线路图，标明了每个话筒的位置。我们对整个安装过程进行了监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级外交谈判在伦敦举行，我们就使用这套综合系统。
我开始参加对付英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在五十年代末。温特博恩和我在英国共产党设在国王街的总部里另外装了一部电话。英国共产党知道它的建筑常常受到技术监视，因此不断变换重要会议的会址。国王街总部有一名情报人员，他向他的F 处四科的上级报告，说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已迁往房子尽头的一个小会议室。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子，我们还从那个情报人员那里了解到，会议室里也没有电话机。这就使我们无法用特殊装置来进行窃听。到了六十年代，我们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会议室里没有电话。在国王街刚刚安装上特殊装置后，安东尼布伦特就把这件事泄漏给了俄国人，这是他最早向俄国人泄密的几起事件之一。俄国人又转告了英国共产党，让他们撤掉所有机密场所的电话，可是英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有在最高机密的事情上才采取防范。
温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车子来到国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墙，设法找出窃听那间会议室的最好办法。临街的那面墙的左下方有一个旧煤槽，已有多年弃置不用了。仿佛这个煤槽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们向那个情报人员打听这个煤槽通往什么地方，他说是直通会议室的。我向温特博恩建议，我们可制作一扇假门，要和现在煤槽上的那扇门一模一样，把假门放在原来的那扇门上，两个门之间安放一只无线电话筒，通过钥匙孔来传送声
温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设计了一扇新门，上面装有弹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来的旧门是深褐色的，在风雨的磨损下已经不成样子了，新门显然也得漆上同样的颜色。于是我们与加斯顿的建筑研究站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晚上，我们随便走过那地方时，温特博恩用改锥刮下了一点油漆。然后把它作为样品送到建筑研究站进行鉴定。鉴定之后，他们给我们弄到了一些同样的油漆。我们用一支喷枪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门漆成经过风雨剥蚀的效果。我负责在门上安装无线电话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导音管的一头接在门的钥匙孔上，另一头接在话筒上。其余的空间放满了电池，这样能使话筒连续工作六个月。国王街尽头有一间电话间，接收机就隐藏在里面。幸好电话间的位置正好在话筒的发射距离之内，这样电话线就能把信号传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
这次行动最冒风险的工作是把假门装到国王街的煤槽上。这项工作将在英国共产党大楼的视线范围里进行，他们对任何可疑行动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温特博恩搞了一个典型的复杂的计划。他决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装，因为那时正是戏院散场的时候，整个皇家歌剧院的街头都会挤得水泄不通。他把A 处二科和F 处四科所有能来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拥向国王街。温特博恩为我们做了仔细的安排，要我们分两批到达，假装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人行道上会合，互相打着招呼。温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钻在煤槽的墙上钻了四个小孔，用来装那扇假门上的弹簧扣。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来的砖灰。不到一分钟，我们吵吵闹闹的社交声开始远去，可温特博恩有钢铁般的意志，耐心地钻完了孔，从大衣里拿出假门，把它装在应装的位置上。
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夹针，按照计划圆满地完成了。几个月来，军情五处听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最后话筒还是被发现了。一位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在收听无线电时忽然转到我们的频率上，颤噪声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装置存在。英国共产党把整个大楼翻遍了，以便找到窃听装置。幸亏当时温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亲戚去了，温特博恩就住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顶层的套间里。话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门，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把它拿回了办公室。
温特博恩和我干过的最大的一次话筒窃听行动是在兰开斯特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会议都是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举行的。麦克米伦当了首相以后，殖民地事务变化的步伐更加明显了。军情五处主要负责所有的英国属地和帝国本身的安全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谈判中，军情五处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压力，政府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分析。用小打小闹的方式显然不可能有效地窃听兰开斯特大楼。哪些房间要使用，我们无从弄清，这给我们情报的收集工作带来了困难。温特博恩和我建议五处在整个大楼里安装一个综合话筒系统，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殖民地事务部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兰开斯特大楼关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修整，A 处二科的一队人马搬了进去。温特博恩和我已经在事先就仔细地推敲过房间的情况，并画了一张线路图，标明了每个话筒的位置。我们对整个安装过程进行了监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级外交谈判在伦敦举行，我们就使用这套综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