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告诉你,住在这里的都是什么人吧。我会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在那些变脏了的地区,他们用中国牛肉、荞麦面粉及各类五花八门的商品塞满了当地的商店。人们说:哦,这里真好。现在,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我们都不会离开这里了。土地受辐射污染的程
    度并不相同 个集体农庄可能既有干净的土地,也有变脏了
    的土地,而且两块土地彼此相邻。在变脏了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得到的报酬更高,于是,所有人都想争得这一工作机会。他们拒绝在干净的土地上劳作。
    不久之前,我弟弟从远东赶来看我。你们这里的人就像黑匣子。他说。他指的是安装在飞机上,记录飞行信息的黑匣子。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聊天、散步和吃饭,彼此间相亲相爱。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记录信息!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例如,他们并不认为癌症就意味着死亡;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者之间尚未建立关联。而且,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诊断结果、他们正在服用的药物、治疗过程的名称。他们知道得甚至比他们的妈妈还要多。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往往会出现一种很惊讶的表情。他们带着这样的表情,躺在那里。
    医生向我发出了警告:我的丈夫很快就会死。他患了白血病;血癌。他去过切尔诺贝利的隔离区,从那儿回来两个月后,他就开始生病。他是被工厂派到那里去的。有天早上,他下了夜班回到家: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去那里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工作。
    他们在距离切尔诺贝利15公里处的隔离区内工作:用耙子将稻草堆成
    垛,收集甜菜,以及挖土豆。
    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探望他的父母。就在他和父亲一起抹墙粉的时候,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叫来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他身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多得足以致命。
    从医院回来后,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我快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图想说服他,这不是真的。我苦苦地哀求他,然而,他不相信我。接着,我提到了女儿,希望能让他因此而相信拜。早上,我一觉醒来,望着他:我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你不应该思考太多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努力让自己甩掉这些念头。如果当时我知道他会因此而生病,我一定会关上家中所有的门,我会死死地堵住门口,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带着儿子四处寻医问药,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我不想读到和看到任何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内容和信息。我目睹了全部过程。
    医院里的小女孩会和自己的洋娃娃玩游戏。她们合上娃娃的眼睛,那个娃娃就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会死?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会死。他们生出来,然后就会死掉。
    我的阿尔焦姆今年7岁,可他看上去更像一个5岁的男孩。他会闭上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于是,我开始哭泣,以为他不会看到。可是这时,他问我: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
    他睡着了,几乎没有呼吸声。我跪在他床前: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说点什么。我对自己说,他还是有体温的。
    他睁开眼睛,然后又睡着了,睡着的他看上去那么安静,就像死了一样。
    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
    我绝不会让他死。
    不久?之前,我们才刚刚庆祝了新年的到来。我们什么都有,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制的:熏肉、猪油、肉、腌肉。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就连伏特加都是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自己的就意味着它们产自于切尔诺贝利,而这也就代表它们含有铯,而且回味起来还有一点锶的味道。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呢?村子的商店早已是空空如也,而且就算那里面有东西卖,仅凭我们的薪水和养老金,我们也买不起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家还来了一些客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居,为人和善而且年轻。他们中的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庄的技师,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喝酒,吃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了老歌;那些革命歌曲,战争年代的歌曲。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上。那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一切就像从前一样。
    我写信把那天晚上的情景告诉了我的儿子。他还在上学,住在首都。他在给我的回信里写道:妈妈,我能够想象出当时的场景。这太不可思议了。在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在我们家里。新年树闪闪发光。人们围坐在桌子旁,快乐地高唱革命歌曲和军事歌曲,就好像他们从没去过古拉格集中营,也从没听说过切尔诺贝利事件。我开始感到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儿子。他已经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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