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炮弹和毒瓦斯罐形成的黄色烟雾在长山阵地上四散弥漫开来，阵地上没见任何动静，无人跑动、也没有人露头。
烟雾散尽之后，弄不清效果的日军谨慎的派出了一个中队，对长山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十二集团军作战部队是每人配备一副防毒面具，日军使用的催嚏或催泪式毒气弹是一种低端化学武器，连用湿毛巾都可以进行有效预防，对佩戴了防毒面具的人更起不到任何作用。日军的毒气弹一炸开，几秒钟时间内一营的官兵就全都带好了防毒面具，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
接替二连担任阵地防御的一连，以几支半自动和一支冲锋枪杂乱无章的射击着，把误以为中国军队受到了毒气重创的日军放到了距前沿阵地仅三十米才突然开火。
密集而准确的射击、不断投出的手榴弹、还有朝远处飞去的枪榴弹和六零迫击炮弹，七八分钟内就把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留在了阵地前一百五十米以内，连最远处的三个掷弹筒也没能得以幸免。
这种仗没办法打了！对面阵地上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就是整个联队一起冲锋只怕也靠不到近前。
这种损失是日军无法承受的了的。
日军联队长只得下令再次组织了收尸队。
但这次中国军队为了对日军施放毒气进行惩处而提高了条件，只允许日军有三十人可以进入六十米以内，武器自然是不能带走，而且还要负责解下所有尸体上的装具和武器弹药。
有半数的尸体都是在这个范围内，连上解皮带、摘钢盔、而且还要负责堆放整齐的时间，剩下的大半天估计就等着看日军收尸了。
三连本来是准备下午接替一连上阵地的，三连长见今天基本没有了痛宰日本人的可能，在屯兵洞口整整骂了一个小时的娘，气得连中午饭都没有吃。
三连长也不想想，人家日军难道就是傻瓜，明知不行，还要把帝国勇士们送过来让你当靶子打？
这天以后，日军除了偶尔用小兵力远处骚扰一下，或间断性的往山上打几炮，再无了大的动静。
长山拿不下来，就无法居高临下压制马当。
而马当侧翼有了保障之后，便集中精力对付起江面上的日军舰艇。日本海军的舰艇虽然已增至七十余艘，在大炮的数量上多于马当，但毕竟没有重巡洋舰和战列舰这样的重型军舰，其火炮精度和射程比起德制克虏伯要塞炮来并不占优，并且要塞上的大半数火炮还可以全部顺着交通壕移动并隐藏。
所以几天炮战下来，日本海军被击沉两艘炮舰和一艘交通艇，另有十余艘舰船受到程度不同的损伤，花费了两千多发炮弹，伤亡了一百余人，却只排除了几十颗较远处的水雷，始终没能靠近马当矶三千米的范围内。
日军就这样与中国军队在马当一带对峙起来。
但在整个华中战场上，形势却没有马当这么乐观。
右路日军第二军用两天时间就攻陷了六安，并一鼓作气打到了距豫皖交界的叶集镇只有十余公里的地方，逼近了中国军队大别山防线的核心区域。
中路从合肥南下的日军由于地势平坦开阔，沿途更未受到大规模抵抗，自舒城以南的中国守军几乎是一触即退，致使日军进展迅速，前锋一个旅团差一点就在怀安附近截住了由安庆败退的杨森二十七集团军主力。
只是在逼近到了潜山之后，中路日军才受到了徐源泉的二十六集团军的有组织的奋力阻击。
这时，中路日军与马当下游的日军间直线距离仅不到一百公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作为进攻武汉主力的沿江部队的进展就显得过于迟缓了。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是变更了原定计划，决定以海军和一零六师团继续进攻马当及长山、并钳制江南中国守军，而以波田支队和一零一师团组成江北兵团，由马当下游登陆迂回至皖鄂交界的宿松，再沿大别山南麓余脉与长江之间的丘陵地带攻占黄梅、武穴，以取得先于第二军逼近武汉的态势，并获得从江南进攻武汉的支撑点。
同时，冈村宁次下令一零六师团和海军编队，在北岸攻占宿松的同时，必须不惜代价拿下长山和马当矶，为后续兵团沿长江和江南齐头并进开辟通路。
为了达到这一战役目的，日军出动了一个工兵联队，并抓来了上千中国百姓，在长江南岸抢建临时码头和道路，准备派重炮联队配合一零六师团夺取长山和马当。
在获取了日军计划变动的情报后，第七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将作为机动力量的第十一集团军紧急调至了宿松和太湖之间，以加强这一代的防御力量，并伺机进行反击。
而谢昌云也按于霍揆章的约定，向置于十一集团军后侧的五十四军调去了两个迫击炮营、二十具火箭筒、四十名狙击手，并支援了以往缴获的一百二十挺日式轻重机枪及弹药，另外还派出了五个观察联络小组。
以补充新兵过多的十一集团军的战斗力，根本不可能阻挡数万日军多长时间，其后就要看五十四军的了。
对于日军开始向自己预想的方向行动了，谢昌云对下一步的计划更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掌握长山的弃守方式和弃守时间了。
自日军全面发动对华中的进攻以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每天上午都要召开由总参谋长何应钦主持的作战和战情通报会，蒋介石特别指令谢昌云也要参加。
但谢昌云虽是遵令，但除非是被点到名了才敷衍几句，其余时间基本都是坐在那里听别人发言，等会议一结束拍屁股就走。
虽然蒋介石也经常出席会议，但谢昌云却从未对自己的秘密计划吐露半个字。
与第七战区面临日军的多处压力相比，九战区现在就是临时接管了长山一处规模不大的战场，而且已将日军成功止于此处并形成对峙，每日战情都由九战区作战处详细汇报了。
所以谢昌云在会上只听不说，而且还认真做着战情记录，蒋介石和何应钦也不好指责他什么。
但是，谢昌云这种自扫门前雪的消极态度与他以往每到大战必有奇招的做法形成的巨大反差，还是让众人感到了困惑不解。
最后还是蒋介石忍不住了，便又让宋美龄以吃饭为由，把谢昌云喊到了半山庐官邸。
蒋介石发现，只有在营造了一种亲近气氛之后，才能与谢昌云的取得最假的交流效果，为此蒋介石甚至还打破了食而不语的惯例。
当然也有充分利用时间的原因在其中。蒋介石身为一国之军政统帅，待处理的事务也是多得堆积如山。
谢昌云也一样，毕竟他已经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庞大体系，而且还在不断扩展之中。
所以别看谢昌云在作战会议室好似无所事事，可下来之后，来自各方的军情政务以及大量的情报、甚至还有外事的接触，也是够他忙一阵子了。
蒋介石在饭桌上首先向谢昌云谈到的并不是战局问题，而是关于修建西北和西南铁路一事。
张静江在与邓汉祥一同赴成都，刚柔并济摆平了四川几路实力派之后，便又来到了武汉，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疏通渠道，其中也包括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面谈。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再依靠张静江，并把他排挤出了政治中心，但这也是权谋和政治势力平衡的正常手段，对张静江本人倒没有多大恶意。
而且张静江似乎已经平静的接受了这种结果，除了态度消沉之外，公开场合下成为对蒋介石并发泄过不满之辞。
所以，蒋介石对张静江这位被自己称之为“革命导师”的元老级人物，态度上还是做的很到位的，而且对张静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兴办自己的实业方面感到了宽心和放心。
只是由于这个铁路建设项目是民国以来最大的一项私营投资，而且与建设中的国家铁路相连，又涉及到了国家今后的经济和战略发展、以及各地方势力的兴衰起落，蒋介石不得不广泛听取幕僚和各方意见、以做认真考虑。
虽然蒋介石不清楚铁路建设的主要资金将来源于美国的商业贷款，但仅从其规模、线路选择、切入时间、介入的商贾等等方面分析，不难看出其中有谢昌云的影子在里面。
敢动这么大手笔，能把江浙财阀和廖广恩、何其轩纠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谢昌云能够做到。退一步说，即便这些人是自由组合到了一起，但仅根据有廖广恩和何其轩也参与其中，就可断定谢昌云至少也是了解事情并持积极支持态度的。
这么大的事，其重要程度可以说仅次于目前的武汉会战，蒋介石当然要找谢昌云问个明白。
所以刚动了几下筷子，蒋介石就提出了问题。
“昌云，静江先生找过我了，嗯就是他要出面主持修建几条铁路的事，你想必也知道一些。目前众说纷纭，不少人提出反对，主要依据是铁路作为一国交通命脉，不能交给商人经办。还有人提出既然商贾盈余巨大，何不拿出来支持国家呢？这当然是短浅与嫉人之见，庸之、子文、咏霓（翁文灏）等也都力斥这种观点。也有认为现在虽然国力薄弱，但是如果国家咬紧牙关、广筹资金，也不是没有办法由国家来修建铁路的。昌云，你怎么看待此事呢？”
今天第一道主菜是红烧狮子头，谢昌云本已将用餐刀分好的一块狮子头夹到了嘴边，听蒋介石问话又连忙的把狮子头放回到了自己的餐碟中，然后似乎答非所问道：“好菜放在眼前，吃不到嘴里挺难受的。”
宋美龄听了掩嘴一笑道：“昌云，别转弯抹角的，有话就明说！”
谢昌云道：“实际这个修铁路的动议，是我这次到重庆以后，看到了四川的交通状况后有感而发提出来的。修建这几条铁路的好处，委员长自然比我清楚。其实要单纯才投资受益上来看，投资这些铁路远不如做其他投资来的快。就拿在智利投资的铜矿举例，不到三千万美金的投入，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就收回来了。如果买几条大船跑远洋航运，也差不多是这个收益水平。这些还都是稳稳当当的，如果敢于冒点风险，一年让投资翻一番也不是没有可能。为了让这些商贾能够拿出钱来办这件赚头不大、但却利在国家的的事，我可是没有少费口舌，把几年攒下的人情都赔进去了，要不是我姨夫的力挺，连我干爸也不一定听我的，弄得我几乎众叛亲离。欣怡姐你别瞪我，我这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这下好了，既然委员长这么为难，干脆我就和他们说一声停下来不办了就是。纽约证劵市场上我看好了几只股票，拉上他们去投机，估计半年左右我几百万的提成就稳稳到手。我再拿这些钱到敌占区去悬赏，五百块买一颗日本兵人头，凑足一万颗。委员长您到时候就破个例，再给我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不行就设立一个杀敌万人勋章也可以。”
谢昌云越说越不着边际，气得蒋介石直瞪眼！
几个铁路项目都传开了，现在再又说政府不同意就搁置起来，这个摊子那么好收吗？
宋美龄却懂得事情的原委，于是趁着佣人上菜的功夫对蒋介石道：“我看你也不用和昌云绕圈子，昌云又不是外人，等会儿吃过饭我们一起到外面转转。你们一边散步一边谈。昌云，你先吃菜，再凉一点就不好吃了。”
“吃菜！吃菜！这道醋鱼是杭州的做法，虽然鱼不是西湖里的，但味道也差不多。”蒋介石也迅速换上了一副可掬的笑脸。
烟雾散尽之后，弄不清效果的日军谨慎的派出了一个中队，对长山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十二集团军作战部队是每人配备一副防毒面具，日军使用的催嚏或催泪式毒气弹是一种低端化学武器，连用湿毛巾都可以进行有效预防，对佩戴了防毒面具的人更起不到任何作用。日军的毒气弹一炸开，几秒钟时间内一营的官兵就全都带好了防毒面具，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
接替二连担任阵地防御的一连，以几支半自动和一支冲锋枪杂乱无章的射击着，把误以为中国军队受到了毒气重创的日军放到了距前沿阵地仅三十米才突然开火。
密集而准确的射击、不断投出的手榴弹、还有朝远处飞去的枪榴弹和六零迫击炮弹，七八分钟内就把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留在了阵地前一百五十米以内，连最远处的三个掷弹筒也没能得以幸免。
这种仗没办法打了！对面阵地上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就是整个联队一起冲锋只怕也靠不到近前。
这种损失是日军无法承受的了的。
日军联队长只得下令再次组织了收尸队。
但这次中国军队为了对日军施放毒气进行惩处而提高了条件，只允许日军有三十人可以进入六十米以内，武器自然是不能带走，而且还要负责解下所有尸体上的装具和武器弹药。
有半数的尸体都是在这个范围内，连上解皮带、摘钢盔、而且还要负责堆放整齐的时间，剩下的大半天估计就等着看日军收尸了。
三连本来是准备下午接替一连上阵地的，三连长见今天基本没有了痛宰日本人的可能，在屯兵洞口整整骂了一个小时的娘，气得连中午饭都没有吃。
三连长也不想想，人家日军难道就是傻瓜，明知不行，还要把帝国勇士们送过来让你当靶子打？
这天以后，日军除了偶尔用小兵力远处骚扰一下，或间断性的往山上打几炮，再无了大的动静。
长山拿不下来，就无法居高临下压制马当。
而马当侧翼有了保障之后，便集中精力对付起江面上的日军舰艇。日本海军的舰艇虽然已增至七十余艘，在大炮的数量上多于马当，但毕竟没有重巡洋舰和战列舰这样的重型军舰，其火炮精度和射程比起德制克虏伯要塞炮来并不占优，并且要塞上的大半数火炮还可以全部顺着交通壕移动并隐藏。
所以几天炮战下来，日本海军被击沉两艘炮舰和一艘交通艇，另有十余艘舰船受到程度不同的损伤，花费了两千多发炮弹，伤亡了一百余人，却只排除了几十颗较远处的水雷，始终没能靠近马当矶三千米的范围内。
日军就这样与中国军队在马当一带对峙起来。
但在整个华中战场上，形势却没有马当这么乐观。
右路日军第二军用两天时间就攻陷了六安，并一鼓作气打到了距豫皖交界的叶集镇只有十余公里的地方，逼近了中国军队大别山防线的核心区域。
中路从合肥南下的日军由于地势平坦开阔，沿途更未受到大规模抵抗，自舒城以南的中国守军几乎是一触即退，致使日军进展迅速，前锋一个旅团差一点就在怀安附近截住了由安庆败退的杨森二十七集团军主力。
只是在逼近到了潜山之后，中路日军才受到了徐源泉的二十六集团军的有组织的奋力阻击。
这时，中路日军与马当下游的日军间直线距离仅不到一百公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作为进攻武汉主力的沿江部队的进展就显得过于迟缓了。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是变更了原定计划，决定以海军和一零六师团继续进攻马当及长山、并钳制江南中国守军，而以波田支队和一零一师团组成江北兵团，由马当下游登陆迂回至皖鄂交界的宿松，再沿大别山南麓余脉与长江之间的丘陵地带攻占黄梅、武穴，以取得先于第二军逼近武汉的态势，并获得从江南进攻武汉的支撑点。
同时，冈村宁次下令一零六师团和海军编队，在北岸攻占宿松的同时，必须不惜代价拿下长山和马当矶，为后续兵团沿长江和江南齐头并进开辟通路。
为了达到这一战役目的，日军出动了一个工兵联队，并抓来了上千中国百姓，在长江南岸抢建临时码头和道路，准备派重炮联队配合一零六师团夺取长山和马当。
在获取了日军计划变动的情报后，第七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将作为机动力量的第十一集团军紧急调至了宿松和太湖之间，以加强这一代的防御力量，并伺机进行反击。
而谢昌云也按于霍揆章的约定，向置于十一集团军后侧的五十四军调去了两个迫击炮营、二十具火箭筒、四十名狙击手，并支援了以往缴获的一百二十挺日式轻重机枪及弹药，另外还派出了五个观察联络小组。
以补充新兵过多的十一集团军的战斗力，根本不可能阻挡数万日军多长时间，其后就要看五十四军的了。
对于日军开始向自己预想的方向行动了，谢昌云对下一步的计划更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掌握长山的弃守方式和弃守时间了。
自日军全面发动对华中的进攻以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每天上午都要召开由总参谋长何应钦主持的作战和战情通报会，蒋介石特别指令谢昌云也要参加。
但谢昌云虽是遵令，但除非是被点到名了才敷衍几句，其余时间基本都是坐在那里听别人发言，等会议一结束拍屁股就走。
虽然蒋介石也经常出席会议，但谢昌云却从未对自己的秘密计划吐露半个字。
与第七战区面临日军的多处压力相比，九战区现在就是临时接管了长山一处规模不大的战场，而且已将日军成功止于此处并形成对峙，每日战情都由九战区作战处详细汇报了。
所以谢昌云在会上只听不说，而且还认真做着战情记录，蒋介石和何应钦也不好指责他什么。
但是，谢昌云这种自扫门前雪的消极态度与他以往每到大战必有奇招的做法形成的巨大反差，还是让众人感到了困惑不解。
最后还是蒋介石忍不住了，便又让宋美龄以吃饭为由，把谢昌云喊到了半山庐官邸。
蒋介石发现，只有在营造了一种亲近气氛之后，才能与谢昌云的取得最假的交流效果，为此蒋介石甚至还打破了食而不语的惯例。
当然也有充分利用时间的原因在其中。蒋介石身为一国之军政统帅，待处理的事务也是多得堆积如山。
谢昌云也一样，毕竟他已经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庞大体系，而且还在不断扩展之中。
所以别看谢昌云在作战会议室好似无所事事，可下来之后，来自各方的军情政务以及大量的情报、甚至还有外事的接触，也是够他忙一阵子了。
蒋介石在饭桌上首先向谢昌云谈到的并不是战局问题，而是关于修建西北和西南铁路一事。
张静江在与邓汉祥一同赴成都，刚柔并济摆平了四川几路实力派之后，便又来到了武汉，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疏通渠道，其中也包括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面谈。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再依靠张静江，并把他排挤出了政治中心，但这也是权谋和政治势力平衡的正常手段，对张静江本人倒没有多大恶意。
而且张静江似乎已经平静的接受了这种结果，除了态度消沉之外，公开场合下成为对蒋介石并发泄过不满之辞。
所以，蒋介石对张静江这位被自己称之为“革命导师”的元老级人物，态度上还是做的很到位的，而且对张静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兴办自己的实业方面感到了宽心和放心。
只是由于这个铁路建设项目是民国以来最大的一项私营投资，而且与建设中的国家铁路相连，又涉及到了国家今后的经济和战略发展、以及各地方势力的兴衰起落，蒋介石不得不广泛听取幕僚和各方意见、以做认真考虑。
虽然蒋介石不清楚铁路建设的主要资金将来源于美国的商业贷款，但仅从其规模、线路选择、切入时间、介入的商贾等等方面分析，不难看出其中有谢昌云的影子在里面。
敢动这么大手笔，能把江浙财阀和廖广恩、何其轩纠合在一起的，也只有谢昌云能够做到。退一步说，即便这些人是自由组合到了一起，但仅根据有廖广恩和何其轩也参与其中，就可断定谢昌云至少也是了解事情并持积极支持态度的。
这么大的事，其重要程度可以说仅次于目前的武汉会战，蒋介石当然要找谢昌云问个明白。
所以刚动了几下筷子，蒋介石就提出了问题。
“昌云，静江先生找过我了，嗯就是他要出面主持修建几条铁路的事，你想必也知道一些。目前众说纷纭，不少人提出反对，主要依据是铁路作为一国交通命脉，不能交给商人经办。还有人提出既然商贾盈余巨大，何不拿出来支持国家呢？这当然是短浅与嫉人之见，庸之、子文、咏霓（翁文灏）等也都力斥这种观点。也有认为现在虽然国力薄弱，但是如果国家咬紧牙关、广筹资金，也不是没有办法由国家来修建铁路的。昌云，你怎么看待此事呢？”
今天第一道主菜是红烧狮子头，谢昌云本已将用餐刀分好的一块狮子头夹到了嘴边，听蒋介石问话又连忙的把狮子头放回到了自己的餐碟中，然后似乎答非所问道：“好菜放在眼前，吃不到嘴里挺难受的。”
宋美龄听了掩嘴一笑道：“昌云，别转弯抹角的，有话就明说！”
谢昌云道：“实际这个修铁路的动议，是我这次到重庆以后，看到了四川的交通状况后有感而发提出来的。修建这几条铁路的好处，委员长自然比我清楚。其实要单纯才投资受益上来看，投资这些铁路远不如做其他投资来的快。就拿在智利投资的铜矿举例，不到三千万美金的投入，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就收回来了。如果买几条大船跑远洋航运，也差不多是这个收益水平。这些还都是稳稳当当的，如果敢于冒点风险，一年让投资翻一番也不是没有可能。为了让这些商贾能够拿出钱来办这件赚头不大、但却利在国家的的事，我可是没有少费口舌，把几年攒下的人情都赔进去了，要不是我姨夫的力挺，连我干爸也不一定听我的，弄得我几乎众叛亲离。欣怡姐你别瞪我，我这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这下好了，既然委员长这么为难，干脆我就和他们说一声停下来不办了就是。纽约证劵市场上我看好了几只股票，拉上他们去投机，估计半年左右我几百万的提成就稳稳到手。我再拿这些钱到敌占区去悬赏，五百块买一颗日本兵人头，凑足一万颗。委员长您到时候就破个例，再给我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不行就设立一个杀敌万人勋章也可以。”
谢昌云越说越不着边际，气得蒋介石直瞪眼！
几个铁路项目都传开了，现在再又说政府不同意就搁置起来，这个摊子那么好收吗？
宋美龄却懂得事情的原委，于是趁着佣人上菜的功夫对蒋介石道：“我看你也不用和昌云绕圈子，昌云又不是外人，等会儿吃过饭我们一起到外面转转。你们一边散步一边谈。昌云，你先吃菜，再凉一点就不好吃了。”
“吃菜！吃菜！这道醋鱼是杭州的做法，虽然鱼不是西湖里的，但味道也差不多。”蒋介石也迅速换上了一副可掬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