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是我亲叔叔的大女儿,叫林笑笑。”铃铛接着说道,“可惜的是,她在七年前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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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前?”我说,“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吧?不过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家里人一直很忌讳说这件事儿。”铃铛面露难色,“叔叔受了很大的刺激,没人敢在他的面前提起这个案子。”
  “是你叔叔的仇人干的?”听见案件,我的神经就会不自觉地敏感起来,“不然谁会对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下手?”
  铃铛慢慢地摇了摇头,一丝悲凉跃上眉梢:“案子到现在都没破。”
  “没破?”我几乎跳了起来。即便是七年前,各地公安机关对命案侦破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已经非常高了,一遇命案几乎全警动员。那个时候,命案侦破率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地市在全省占大部分。一直崇尚命案必破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身边居然有这么一起悬案,而且被害人还是铃铛的亲人。
  “那是发生在你老家云泰的事儿?”
  铃铛点点头,说:“是的,在云泰第十二中学发的案。那时候你还在上大学,所以一定不知道这一起命案积案。”
  铃铛和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对于公安的俗语也了解了很多。命案积案就是指未破的命案,指警察欠百姓的账。命案不破,势必会在刑警的心里留下心结。
  “那……你们猜测过会是谁干的吗?”我问。
  “唉,这就是家里人不愿意再提这件事的原因。”铃铛顿了顿,叹了一口气,黯然地说道,“笑笑她,被奸尸了。”
  我暗自咬紧了牙关。
  “笑笑的尸体是在学校的公共厕所里发现的。”铃铛接着回忆道,“当时围观的人很多,笑笑就那么……唉,她一直都是个很乖很开朗的小姑娘,小时候我去叔叔家玩儿,看到墙上贴满了笑笑的奖状,真的,连幼儿园的都有。叔叔是最得意这个女儿的,亲眼看到那个景象,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熬过来的,总之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再也没有人敢提到笑笑的名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我低下头,重新拿起碗筷,慢慢地吞咽着米饭。
  “当时这案子没有什么线索,警察查了一年多,盘问了很多人,我们都看在眼里。但凶手就是找不到,怎么都找不到。最开始的痛苦和愤怒过去之后,我们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现实。或许不是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就一定都能做得到的,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想的那样收场,那就得慢慢学会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铃铛说到这里,用筷子轻轻戳了戳我,“喏,我说了这么多,你懂我的意思了没?”
  我放下筷子,捏了捏她纤细的手指,微微一笑。铃铛的好意我明白,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泪光也让我心里微微一沉。一切真的都能过去吗?笑笑也好,孙先发也好,他们需要的也许只是真相。
  第二天一早,师父便带着我、大宝和林涛奔赴石培县。来到孙先发家的小楼前,师父率先下了车,和石培县公安局局长简单寒暄后,他拎起现场勘查箱走进了现场,我给大宝使了个眼色,大宝赶紧跑上前抢过师父手上沉重的箱子。
  我和大宝在院子里看着师父进进出出观察现场,侦查员在一旁介绍着现场的情况和尸体的位置。师父突然朝我们招了招手,我和大宝赶紧走了过去。
  “你们在现场没有发现矛盾点吗?”师父问道,“尸体的体位、血迹形态都能解释得过去?”
  我想了一想,无言地点了点头。
  “你说死者是在靠近墙根的位置被凶手从背后打击枕部倒地的。”师父站在我们设想的位置,重建着过程,“那么,死者倒地,要么是头朝院门仰面倒地,要么是头朝墙根俯卧倒地。”
  我沉思了一下,听起来确实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死者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师父说,“怎么解释?”
  我支支吾吾,一时语塞。
  “行了,现场就这样。”师父并没有对这个矛盾点进行解释,指着现场堂屋桌子上的两包烟,对身边的侦查员说,“去查一查,办丧事的那家发的是什么烟。”
  “尸体昨天早上就拖出来解冻了。”桂法医说,“现在可以进行检验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师父脱下手套,说。
  没有按照常规的解剖术式,师父选择先检验孙先发的后背。在我和大宝手忙脚乱地把尸体的后背肌肉逐层分离开以后,居然发现尸体的后背真的有损伤。
  “师父真神!”大宝惊讶地叹道,“那个,您怎么摁了两下就知道有损伤?”
  师父显然还在因为我们第一次工作的疏忽而生气,没有回答大宝的问题,说:“七根椎体棘突骨折,深层肌肉大片状出血。我现在想问,这样的损伤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形成?”
  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我隐约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作用力巨大,作用面积大。”桂法医替我们回答道,“通常在高坠伤中比较多见。”
  师父瞪着我,一动不动,就这样足足瞪了两分钟,才厉声说道:“打开颅腔。”
  我颤抖着手,沿着原切口,剪开了缝合头皮的缝线。拿开颅盖骨,死者的脑组织咕噜一下从颅腔里翻滚了出来。
  师父用脏器刀一层层切开脑组织,说:“说后背没打开,是工作疏忽,但是这个头颅损伤,你们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您是说对冲伤?”我辩解道,“我觉得这个损伤不是对冲伤。虽然他是枕部着力,却在额部形成血肿,我觉得额部的血肿是横跨颅底的骨折形成的。”
  “你有依据吗?”师父皱起了眉头,“我猜,你的潜意识里认定了这是一起凶杀案件,所以用猜测的态度排除了它是对冲伤的可能。”
  “不,我们发现死者的头部有骨折截断现象,应该不止一次打击,高坠怎么会有多次受力?”我极力辩护着。
  “你说的是这处?”师父指着颅骨上的骨折线说,“凹陷性骨折,会在颅骨受力中心点周围形成同心圆似的骨折线,同时也会以此为中心点,形成放射状的骨折线,放射状的骨折线遇见同心圆似的骨折线,自然会截断。所以,这不是截断现象,而是凹陷性骨折的典型现象。”
  我盯着颅骨仔细地观察着,心里还有些不服气。
  “别不服气。”师父说,“如果是骨折线形成的血肿,应该在整个脑底沿着骨折线的地方都有血。而死者枕部和额部的两处血肿彼此孤立,并无连接,这是对冲伤的典型特征。而且,骨折形成的血肿,血是黏附在脑组织外的,对冲伤形成的血肿是在脑组织内的。这是因为骨折形成血肿的原因是骨折断段刺伤脑组织,而对冲伤形成血肿的原因是脑组织撞击颅骨形成的内部脑组织挫裂。这个死者额部的血肿,用抹布是擦不掉的,所以血肿是在脑组织内部的,符合对冲伤形成的脑内血肿。”师父一边说一边用抹布擦拭他手里脑组织上的血块。
  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站在一旁发呆。
  师父接着说:“另外,如果死者遭受多次打击,下意识的反应应该是用手护头,这样,他的手上就可能因为凶手的第二次打击而形成抵抗伤,或者手上沾有血迹。可是,死者的手上既没有伤,也没有血。”
  这些论点都很有说服力,我暂时没了反驳的依据。
  “不可能吧,”桂法医说,“您真的觉得他是从高处坠落摔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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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点了点头:“依据尸体上的损伤,我有充分的证据确认死者系从高处坠落,背部和枕部着地,导致死亡的。”
  “我还有个疑问。”我仍在负隅顽抗,“现场死者躺着的位置,离地面二十厘米高的地方发现了死者的血迹,高坠怎么会有喷溅状血迹?”
  师父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他用止血钳指了指死者颅底的骨折线,说:
  “颅底骨折,颅内的脑脊液和血会通过颅底的骨折裂缝漏到口鼻腔内,由于死者的意识模糊,所以血液和脑脊液会被死者吸进气管,这样死者会呕吐、呛咳,血迹自然会被死者呛咳到墙壁上。”
  我想起了现场血泊旁的呕吐物,看来师父分析得丝毫不差。
  师父用刀划开死者的气管,说:“看,不出所料,他的气管里都是些血性泡沫。”
  最后一个疑点都被师父解释合理了,我彻底放弃了抵抗,看来死者还真的是摔死的。
  “可是,”我说,“半夜三更的,孙先发为什么会从高处摔下来呢?如果是高坠的话,他原始躺倒的位置正上方就应该是他坠落的起点。”
  我说完,脱下手套,走到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打开了电脑里的图片:
  “那么,坠落的起点应该是靠近小楼外墙墙壁的围墙墙头上。他半夜三更爬自己家的墙头做什么?”
  “那,那个……既然是摔死的……”大宝因为我们的失误而乱了分寸,“是不是赶紧要撤案啊?”
  “别急,”师父说,“死亡方式是高坠,但不表示这一定是一起意外,下面我们就要搞清楚死者半夜高坠的原因。”
  “死者从自己情妇的丧礼上喝完酒回家,把香烟和钥匙放在屋内,自己又走出屋外,锁了屋门,爬上墙头,然后跳下来摔死?”我一边回溯时间顺序一边说,“殉情,还是偷窥?”
  看到我们都开始深入思考,师父的气才消了一些,他被我的这个假设逗乐了:“你还真有想象力,偷窥都能想得出来,他的邻居都是些老弱病残,有什么好窥的。”
  师父的话音刚落,侦查员就走进了解剖室:“报告陈总,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调查了刘家办丧事当天参加丧礼的部分人员。这些人都反映,刘家没有给每个人发香烟,饭桌上放着的香烟是玉溪。”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这发什么香烟,和破案,不,现在应该说是对还原事件过程有什么用呢?
  师父一边脱下解剖服,一边拿出一根烟,点上后,深深吸了一口。
  我们都整齐地站在师父身边,等他开口指示下一步工作。
  突然师父说:“应该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是一头雾水,我忍不住问:“应该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前说死者是进了屋以后,又出门爬墙头,是吗?”师父问。
  “是啊,”我说,“他把香烟和钥匙都已经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嘛。”
  师父笑了笑,说:“桌子上的物品,有可能是死者回到家里放在桌子上的,也有可能是死者下午离开家去参加丧礼的时候,根本就忘记带在身上的。”
  被师父一点,我恍然大悟:“哦,对,是啊!”
  “是?那个,是什么?”大宝还没能反应过来。
  我接着说:“如果是死者根本就忘记带钥匙和香烟出门,香烟不要紧,没钥匙,他晚上怎么进家门呢?”
  “嗯,”桂法医抱着双手,慢慢地补充道,“所以陈总才会让侦查员去调查香烟的问题。目前看来,刘家给参加丧礼的人们提供的是玉溪,而死者家里放着的,是云烟。”
  我补充道:“既然死者家里的烟不是下午丧礼上的烟,那么就不能根据香烟、钥匙在屋内而推断死者已经进了家门。这样看来,死者下午出门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忘记带钥匙和香烟了,所以他晚上就进不了自己的家门。”
  “进不了家门,”师父继续发问,“如果是你们,你们该怎么办?”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一张一张翻看着现场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们看,死者坠落的地方上方是墙头,墙头旁边就是小楼的二楼窗户,别忘了我们第一次现场勘查的时候,二楼的窗户是开着的,当时林涛还说这样开着窗户很危险。”
  “是了。”林涛一直在旁边听我们的分析,这时候也开了口,“死者应该是爬墙头想移到窗户旁边,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脚不稳,就从墙头上摔了下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想赶紧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不好办。”师父说,“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断,更糟糕的是,之前县局已经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属。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支持,我们就这样去通知家属,那人家一定会说是你们公安破不了案就说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我低下了头,知道这是师父在变着法儿数落我。
  “行了。”师父看见我自责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着说,“现在我们去现场吧,希望能在现场找到有用的证据。”
  “这事儿不能全怪冬瓜。”林涛也听出了师父责怪我的意思,上前帮我挡了一枪,“我们痕检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可以找到线索的,因为第一次勘查,我们只勘查了坠落点地面和二楼的窗框,对于死者可能触碰到的墙头、二楼窗台我们并没有仔细看。”
  “这不能怪你。”师父铁了心让我挑全责,“法医没有搞清楚致伤方式,错误重建现场,你们自然不可能在对的地方寻找痕迹,秦明这次难辞其咎。”
  我又低下了头,这次的教训的确够深刻的了。
  到了现场,林涛只身爬上了近两米高的墙头,用放大镜在墙头上寻找着痕迹,另几名痕迹检验员在二楼研究窗台。此时此刻,帮不上忙的我只能焦虑地在院子里打转,期待着他们的好消息。
  师父的推断又一次接近了事实,很快,林涛和他的弟兄就在墙头和窗台找到了直接证据。
  “墙面、墙头的痕迹已经可以证明一切了。”回去之后,经过比对,林涛高兴地向师父汇报道,“虽然过去一个月了,但是现场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迹物证都没有遭到破坏。墙面有明显的蹬擦痕迹,是死者上墙的时候留下的,墙头也有几枚死者的完整足迹,其中一枚右足足迹有变形,有擦挫,应该是滑落的时候留下的。”
  “窗台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纹和掌纹,从方向上来看,是从外到内的,也就是说死者的左手已经搭上了窗台,但是右手没有来得及搭上来。”另一位痕迹检验员说。
  “我也有发现。”师父拎着死者的一双鞋子,说,“我仔细看了死者鞋子的边缘,右脚的鞋子边缘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损伤。方向是从下到上,这个证据也可以印证死者的脚和墙头有摩擦滑落。”
  “那么,现在看来,”大宝插话道,“死者应该是左手上了窗台,左脚和右手悬空,右脚突然滑了,导致他仰面下落着地。这样也就解释了死者为什么会是头朝墙根仰面着地的姿势。”
  我在一旁默默无语,看着他们一点点重建出现场,还原出事实真相。
  有了充分的现场证据,案件很快就撤销了。又睡了一晚上郁闷觉,我起了个大早,到师父办公室主动检讨。
  师父的态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径庭,他温和地问:“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
  我点了点头,说:“知道,先入为主、工作不细致。”
  “嗯,总结得很好。”师父说,“你刚去,所有人都说是命案,所以你也认为是命案,但是你忘记了一个法医最先应该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因为先入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观臆断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没有细致解剖,遗漏了背部损伤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其实,你当时要是打开死者后背,你的判断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是老管一直在催我快点儿结束,所以我没打开后背。”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无论如何不辩解,结果这时候却又忍不住为自己辩解。
  师父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省厅法医,错和对都要你来承担责任,你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幸好这个案子一直没有抓人,如果让别人蒙冤入狱,你的良心又如何得以安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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